民主的“亚里士多德定律”

西方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基于对古希腊158个城邦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堪称“亚里士多德定律”的经典结论:在一个城邦中最好的政体,在另外一个城邦中可能是最坏的政体;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个城邦,当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之后,原来的政体也会变形甚至衰败。

西方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基于对古希腊158个城邦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堪称“亚里士多德定律”的经典结论:在一个城邦中最好的政体,在另外一个城邦中可能是最坏的政体;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个城邦,当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之后,原来的政体也会变形甚至衰败。从此,这一政治学原理被古今西方思想家奉为圭臬,深谙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也不例外。中国有类似的实践智慧,诸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是讲社会条件的重要性。社会条件既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现状性社会结构,也包括历时性积累的深层结构比如文明基因。历史反复证明,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源自社会,其运行好坏完全取决于与社会条件的匹配度,否则就逃不出“亚里士多德定律”。

美国民主的蜕变又一次验证了“亚里士多德定律”的威力。美国人占领国会山,标志着美国民主政治呈现衰败之势。冷战后短短的几十年内,“民主灯塔”为何走下神坛?根源就是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同质化文化演变为异质化文化。

美国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其实现形式就是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而获得政权,因此又称“党争民主”。党争民主的社会条件是同质化文化,即参加游戏的人都有国家认同并有共享信念,否则党争民主就会演变成撕裂社会乃至分裂国家的制度安排,比如德国历史上“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所诞生的希特勒法西斯政权。这是由党争民主的政治逻辑所决定的。竞争性选举是由政党组织的,政党的社会基础不但有传统的阶级更有信念不同的教派和认同各异的民族,竞争性选举刺激并强化了各自的身份认同,结果党争民主实际上成为撕裂社会乃至分裂国家的政治制度,催生政治生态的返祖现象——部落化,政治过程“否决点”层出不穷,政府难以作为。这就是美式民主乱象的制度性根源。

历史上美国民主运行得还不错,因为玩家都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盎格鲁-萨克森白人,即所谓的同质化文化下的一种游戏。然而,伴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的流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异质化文化的国家,党争民主刺激了身份政治,强化了文化的异质性,美国社会大分裂由此而来,并上演一出美国输出“颜色革命”常用的剧本——占领国会。

党争民主在“灯塔国”尚且如此,更别说在社会条件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原本就落后的非西方社会了,他们大多数是多民族的或饱受教派冲突影响的国家。遗憾的是,殖民地遗产(思想殖民)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失去政治认知能力和政治判断力,盲目信仰所谓的“普世价值”而移植党争民主。其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轻者无效民主导致无效治理,从非洲到南亚再到南美很普遍,重者政治分裂乃至国家政治动荡,苏联、南斯拉夫以及今天乌克兰的分裂都是如此。

幸运的是,因为中国坚定的自主性,中国不为“西风”所动摇。假设中国丧失了政治定力而追随所谓的“普世价值”并在政治上搞党争民主,中国非但不可能取得坐二望一的经济成就,而且很可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甚至成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一个大号发展中国家。要知道,辛亥革命后,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党争民主并以失败而告终的国家,并因此而陷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丛林规则”政治。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目前中国正大力推行完全不同于党争民主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从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立法、大政方针到微观的乡村治理、社区治理,协商民主都贯穿在全政治过程之中,因此又被称为“全过程民主”——它完全不同于靠一次选举定胜负的党争民主。

协商民主的全过程性来自政治制度的协商性。新中国是协商建国,全国政协早于全国人大。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构成和立法、监督职能都体现了协商民主原则,比如按照行业和地区代表性原则所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的产生到代表履职方式,协商民主深深地融于其中。反过来,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性,不至于议而不决,也正是因为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保障。

协商性政治制度的创立首先是中国自身传统的一种继承。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创造了著名的以协商为主要精神的“三三制”民主政治经验,称人民政府是“商量政府”,“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原则在新时代被进一步发扬光大,2014年9月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重大判断。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党之所以一以贯之地秉承了协商民主原则,根本原因就在于协商政治根植于中华文明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古代,各个层面的政治都有协商性制度安排。在上层,廷议制度和言官制度不但在决策过程中集思广益,也制约着皇权,被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认为是协商政治;在中层,有专门议政的学校和书院制度;在基层,祠堂就是家族公议之所在。可以认为,协商政治不但是一套正式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套非正式制度意义上的行为机制,是内嵌于中国历史的一种最古老、最持久的政治传统。

这种源远流长的协商政治传统,并非无源之水,是“和文化”的政治实现。在世界观宇宙观上,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国一开始就讲“和实万物,同则不继”,讲不同事物冲突融合而和合而产生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水火不容,但五行可以杂合起来成为万物。在价值观上,“和为贵”,这是中国人评价事物的根本价值取向。在道德观上,追求上下、左右都比较和谐。“和”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内涵。

文化是政治的土壤,是政治成功的根本原因;反之,政治则是文化的实现形式并延续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孕育的是协商政治,协商政治则保障了文化的和合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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